最近，随着葛剑雄先生等对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著，进行了比较尖锐，但却是以理服人的批评后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，更多的人欢迎这将扭转学术批评上的庸俗学风，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学者风度。有些人在说长道短，也有些人在介绍国外学术批评状况等等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坏事。尤其是《历史研究》敢于和肯于发表这类批评文章，对推动学术批评颇有重要作用。不可想象，如果没有刊物媒介将之提供给社会，那批评等于白说，毫无社会意义。我想刊物本身也会因此获得读者更大的信任。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更需要的是被批评者能从善如流，知错必改，若有不同意见可保留和反批评，如此来来往往，如切如磋，自能相互得益，又有何不好？错，谁能没有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。
大约在今年6月下旬，听说江西《信息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方志编修让人哭笑不得”的访谈录，我没有读到。但是，仅仅十天左右，天津《今晚报》又以原题在显要位置较多地摘发，首先引起天津地区方志界的激奋，人们为之献身近五十年的事业，被人几句话全盘否定，是难以接受的。我认真读了全文，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朋友、杭州大学教授仓先生的谈话。我相信标题是记者为耸人听闻，从仓先生谈话精神中概括出来而决非仓先生所亲拟。不过这位记者又怎能从仓先生的谈话中概括出这样一个标题来呢？仓先生的谈话所举的例证，很容易让人得出“哭笑不得”的结论。这里举出三个例子说一下：
其一，仓先生在谈话中说：“新修的许多方志不约而同地将国民党、三青团、民国时期的县政府和参议会、汪伪县政府和伪保安大队，日军暴行等等放入‘附录’，主要是指导思想上有意识地对之加以贬抑”。又说：“历史上从没有修方志把前朝放入‘附录’中的”。这些话有对的，也有不对的。对的是我们修新志，确是有意识地对汪伪和日军暴行贬入‘附录’，不贬还有什么史笔呢？如果把汪伪和日军都抬高到和我们平起平坐，老百姓干吗？不对的是我所见到过的新志，国民党大多是有专章的。至于非把汪伪都视作前朝，那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。仓先生的这些论点在类如《中国地方志》这样权威性刊物上也曾有零星的刊发。
其二是仓先生认为“《艺文志》（《经籍志》）的缺失是新修地方志的另一大问题”。新志俱在，有案可稽。只要多翻一些新志，事实俱在，无容置辩，只不过新志没有沿用旧名而已。如果以较少数量的根据来作论断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不以颜之推的读书未遍，不可信口开河之语为戒。
其三是仓先生批评由于“部分修志工作者史学常识缺乏”而导致出不应有的“硬伤”和“笑话”。这话有一定道理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十万修志大军，有多少和我与仓先生那样受过正规的历史学教育；但是他们二三十年的修志实践知识又是我们谁能与之相比呢？至于“硬伤”，我何敢说没有，即如仓先生也难免出汪伪是前朝的“硬伤”。再说一部志书问世是要经过多少道关的，单位审、领导机关审、专家审、市里审、省里审、出版社的三级审，我和仓先生无疑也审过稿，为什么都没审出来，而把“硬伤”消灭掉，偏偏要让修志人员独尸其咎呢？
正常的学术批评本来应该很顺当地结束了。真诚地希望仓先生能对错的地方知错必改，有不同意见尽可保留或反驳；有关刊物肯把正确意见公之于众，使学术循着正确道路发展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了。那知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仓先生一直纠缠于标题非我所定，而不涉及其谈话内容，并函告我：“此事发生后（指发表访谈录一事）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诸公，也深信此事不会是我仓某所为。”我想指导小组诸公不会在白纸黑字面前说“不会是”，即使有个别人作如是说，也决不会是“诸公”。显然是拉大旗暗示我有来头，封我的口。某刊则拒发批评意见，始而该刊副主编向我当面说谎：未收到这方面稿子；继经追问收转人，才用电话相告稿子转到，已交领导研究研究；终而有该刊编委会负责人以电话正式告知，你们的批评是对的，但批评稿不拟公开发表，只在内部传阅，以免引起仓先生又反批评，就会争论不休。这种搭浆糊的说法，真让我糊涂了，为什么明显错误的论点，该刊可以发，而批评性意见就不该发。他们的不公开表态就是一种真正的表态。厚彼薄此，实难理解。
正在我满脑混沌之时，随手抄起身边的《中华读书报》，恰好是介绍西方学术评论的内容，文中引述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先生批评“只说好话，不说缺点和不足”现象的话，真是警世良言。可惜，某刊没有遵循忍之先生的话去做。他们既然不喜欢说缺点和不足，更何况是批评错误的话呢。这是一场没有结局而夭折的学术批评！
